琉璃是玻璃吗

[29]同前注[7], [德]迪特儿·格林书，第24页。

现行宪法既立足国家历史，更突出发展向度。设立所需条件应当达到最大幅度的标准，而对合并和析出的要求可以适当宽松。

[23]第三，以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为横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了行政区划保持总体稳定的重要性。从文化上看，原重庆市及周边的地区，均属于巴渝文化圈，文化依存度高。第四种是在市管县制度改革中，因原有地区太大而析出或拆分新合的地级市，如四川省广元市等。[54]参见赵聚军：《加强行政区划工作的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载《人民论坛》2022年第17期。

现行宪法通过五次修改，明确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国家最终的发展目标。四是调整标准的依宪性。行政区划是国家结构形式在地理上的表现。

依据《宪法》第三条的规定，我国的央地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中，强调单一制语境下中央的授权和决定权，但须兼顾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也是被明确要求的。具体而言，经济上的标准是指，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能够明显地、可持续性地、高质量地提升某地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三、行政区划调整的横向标准：依事项而论的幅度体系所谓行政区划调整的横向标准，是指不以行政区划的级别而依事项类型的不同来确定的调整标准。一则，它们能够契合行政区划调整的目的与原则要求。

这种政治性资源的整合依赖于纵向的央地关系理论及实践的发展、横向的国家权力之间分工合作制约关系和地方之间协调发展关系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上的领导权的具体实现。文正邦主编：《宪法学教程》，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例如，1958年直辖市天津被划归为河北省辖市，1967年再次恢复天津直辖市，1988年海南设省，1997年设置重庆直辖市。[52]在行政区划的调整标准中，既要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来顺应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要充分考虑我国特定的历史与国情，既包括两千多年来的中央集权史、民族融合史，也包括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还包括基于特定历史的多民族的因素、港澳台地区的特殊因素等，这些均要统筹考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具体而言涉及以下几方面。

政治上的标准是指，高度契合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综上所述，宪法上行政区划的概念及其实质决定了行政区划调整的目的及原则。通用的宪法学教科书认为，行政区划的原则主要包括：便于人民群众行使国家权力，有利于各民族之间团结，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尊重历史沿革和文化传统。为此，必须充分理解我国《宪法》第三条第四款所规定的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的内涵。

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因设立和析出所导致的区域界线变更，首先，应当服从国家发展的目的及国家治理的要求，也就是服从国家发展的战略布局。

[41]又如，通过对山东省济南、莱芜两市进行合并，两地产业布局全盘谋划、系统设计、统筹考虑，推动了生产力布局再调整，也进一步激发了动力和潜能，为济南市乃至山东省高质量发展打开了新局面。行政区划调整的原则与行政区划的原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26]参见张震：《区域协调发展的宪法逻辑与制度完善建议》，载《法学杂志》2022年第3期。然而，大城市的政区单体规模不能无限扩张，否则难以有效统筹兼顾经济、生活、生态、安全等多元需求。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等等。设区的市以及市管县制度，是从历史上的郡县制延续而来，历史可谓悠久，但如果从中国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设立现代意义的市来看，市的历史似乎又很短。[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44]参见张可云、李晨：《新中国70年行政区划调整的历程、特征与展望》，载《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1期。

四是，省级行政区划的调整，也要区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不同类型，不能一概而论。[2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

综上所述，只有切实依据宪法完善行政区划调整标准体系，以系统性法治思维在根本法意义上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系，才能实现新时代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国家目的。例如，同为省级行政区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面积和人口上是非常不均衡的。

从文化上看，原重庆市及周边的地区，均属于巴渝文化圈，文化依存度高。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24页。

行政区划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行政区划工作中不适应国家治理、不符合人民要求的具体问题，既有表层问题，也有深层问题。以安徽省合肥与巢湖的合并为例，它对合肥和巢湖乃至安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充分发挥合肥的省会功能，产生了突出的效果。行政区划调整标准体系的建设是其中重中之重。三是扩张与收缩的关系。

第一，以国家结构形式理论为主线。[38]重庆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也日益明显，近期由国家规划的重庆都市圈，成为中西部第一个跨省域的都市圈，将四川省广安市也全域纳入重庆主城新区一体化发展。

 注释:*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2ZDA073）的阶段性成果。但从长远计，更应规范县改市和县改区的标准。

[54]概言之，行政区划调整应兼顾发展与治理两个面向的因素。[32]参见何鉴孜：《全球范围内行政区划调整实证研究的述评——主题、理论与发现》，载《公共行政评论》2022年第4期。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的意见》，将其作为全面和系统指导新时代行政区划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为行政区划调整确立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可使用的理论工具包括宪法上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理论、单一制前提下的纵向的央地关系理论和横向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58]参见吴金群、巢飞：《行政区划治理何以可能——治理嵌入行政区划调整的意涵、条件及其限度》，载《治理研究》2021年第5期。再次，应当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和可持续性。

行政区划是宪法明确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完善行政区划调整的标准体系，必须坚持以宪法、法律所确立的行政区划及其调整的概念、原则等为基础，进而坚持用宪法和法治思维、方法、知识结构等来构建行政区划调整的标准体系。在我国进入城镇化发展新阶段的时代背景下，行政区划调整工作中应妥善处理好城市型政区扩张与收缩的关系，通过不断优化大中小城市行政区划设置，促进人口和资源在都市圈和城市群中有序和便利地流动。

事实上，央地关系自然会延伸出中央领导下的地方之间的关系。[45]自1983年实行市管县制度改革以来，一般而言，设区的市主要指地级市。

二是1980年至1993年，实行地方独享制。显然，以上几种类型的调整标准所涉及的事项是不完全相同的。